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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小青:毛泽东与我们一家

2019-01-22 17:47:2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毛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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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毛泽建1905年10月诞生在毛家祖居地湖南韶山的东茅塘。听父亲讲,姑姑的乳名叫菊妹子,小时候面目清秀,聪明能干。见过姑姑的亲属和邻居都说我长得很像姑姑。由于姑姑生前只留下一张集体照,从中裁下来的影像模糊不清。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10多岁,韶山毛泽东陈列馆为姑姑塑像、画像都拉我去做模特。这段经历使我对姑姑的身世和英雄事迹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许多书刊上都说姑姑是过继给毛泽东的母亲做女儿的,但我听父亲说,姑姑没有过继给毛泽东家,可是从血缘关系上讲,我家与毛泽东家确实是没出“五服”的本家,父亲毛泽连和姑姑与毛泽东是一个曾祖父,泽字辈总计有兄弟10人。毛泽东排行老三,我称他为三伯父,父亲排行老九,女孩只有姑姑一人,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宝贝女孩。特别是毛泽东的母亲为人宽厚、善良,非常喜欢姑姑,把姑姑作为亲生女儿看待。当时我家很穷,爷爷身体不好,奶奶患有严重的眼病,他们领着姑姑姐弟4个小孩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因此毛泽东家时常接济我父亲家,接姑姑到他家去住。据奶奶在世时讲,毛泽东的母亲重病期间,曾嘱托毛泽东说:“你父亲四兄弟,就菊妹子一个女娃,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要让她读点书。”

  1919年末至1920年初,毛泽东的父母和我爷爷相继去世,姑姑由于家庭生活极端困难,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1920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得知了我姑姑的情况后,帮助我姑姑解除了封建婚姻,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毛泽建,把她带到长沙,送进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读书。从此,姑姑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3年秋天,姑姑前往衡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并改名为毛达湘。她在这里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姑姑结识了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湘南学联负责人之一、共产党员陈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们于1925年冬结婚。

  1926年夏,姑姑遵照中共湘南特委的指示,离开三女师,到衡阳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

  1927年10月底,中共湘南特委改组衡山县委,由陈芬任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姑姑任县委妇运委员。除了领导妇女运动之外,姑姑还兼管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多次指挥游击队到县城、南岳、白果等地贴布告、撒传单,用土炸弹炸县政府,组织武装暴动。姑姑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

  1928年初夏,在耒阳县下塘铺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姑姑和姑父都身负重伤,双双被捕。灭绝人性的敌人把姑父的头颅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耒阳城头示众。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一支部队袭击了耒阳县,救出了姑姑。但这时姑姑即将临产而且身负重伤,行动非常不便,为了不拖累部队,她坚持留下,隐藏在夏塘铺一个孤老太婆家里。没多久,姑姑生下一个男孩,起名艰生,取出生艰难的意思。敌人在搜山时,听到婴儿的哭声,找上门来,姑姑和照顾她的我姑父的姐姐陈淑元以及刚出生的小艰生一起被捕。陈淑元因为没暴露身份,不久就被保释出狱,同时带出了小艰生。可是因为无奶,小艰生不几个月就夭折了。

  敌人得知姑姑是毛泽东之妹,如获至宝,妄图从她身上得到我党的重要机密。姑姑在狱中一年多时间里,被敌人从耒阳押到衡阳,又从衡阳押到衡山,受尽残酷拷打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在狱中写下遗书:“我将毙命,不足为奇。在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了。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不堪再增加,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早就预料到了的。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姑姑还在狱中写下了“誓死为党”“毛泽东是大有希望的,革命一定会胜利”等血书表达自己对党的赤胆忠诚。

  敌人见从姑姑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恼羞成怒,决定对她下毒手。1929年8月20日,我的姑姑毛泽建昂首走上刑场。在衡山城南门外马庙坪,姑姑慷慨就义,成为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胜利英勇献身的第一位烈士。姑姑牺牲时年仅24岁。

  毛泽东得知我姑姑一家3口为革命捐躯后悲痛异常,他把对革命烈士怀念的情感转移到烈士的亲属身上,对我们家格外关怀。当然,这种关怀既有对亲人的爱,也有对亲人的严格要求。1949年10月,刚刚举行完开国大典,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接见我父亲毛泽连和其他亲属。那时我家在韶山生活相当困难,奶奶年老体衰,父亲眼疾严重,基本双目失明,家里没有生活来源。同去的亲属想请毛泽东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给些照顾。但毛泽东亲切而严肃地对他们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现在也不光是泽连一个人有困难,我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自己会尽力接济一点。”那次在北京,毛泽东出钱为我父亲治眼病,还带了一些礼物和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

  我奶奶收到这些礼物激动得热泪盈眶。1951年底,我奶奶因病住院,毛泽东知道后先托人带来100元(旧币100万元),后又寄200元给我奶奶治病。1952年,奶奶病逝,父亲又摔断了脚,毛泽东得知后,又给我家寄来300元钱,并说明200元是给奶奶的安葬费,100元给父亲治病用。这些钱都是从他老人家稿费中支付的。为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从这以后,毛泽东每年都寄二三百元的稿费给我家补贴生活,直至1962年湘潭县民政局开始每年发给我家烈士家属抚恤费。

  毛泽东待我父亲如同胞兄弟。除了与姑姑的关系外,还因为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发动革命时,我父亲就给毛泽东当通讯员,为韶山党组织活动站岗放哨。16岁时在执行一次通讯任务时跌伤了眼睛,父亲的眼病就是那时落下的。眼病使我父亲无法跟随毛泽东走出韶山干革命。尽管有这些关系,但毛泽东从不利用职权为我家谋一点私利。父亲常对我和哥哥、弟弟提起,毛泽东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讲过:“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我们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是我的亲属,又是烈士的兄弟,在乡村中凡事都要带个好头。”父亲就是以此来教育我们为人、处事要守本分,决不给毛泽东、给革命先烈丢脸。

  (摘自2005年第10期《湘潮》,原标题为《我的姑姑毛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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