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红色中国 > 毛泽东 > 学习毛泽东

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19)

2019-01-27 08:38:5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王江伯
点击:   评论: (查看)

  十九、离京南下,调查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社论指出:党的文艺路线和反党的文艺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文艺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呢,还是只作为个人的或少数人的事业,只为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和野心?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呢,还是拒绝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党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服从于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在今天来说,文艺就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鼓舞人们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因此,我们的文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党对于文艺工作,如同对其它一切工作一样,必须正确地加以领导;只有这种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各种反党分子所切齿痛恨和集中攻击的,正是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反对党领导文艺,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

  社论最后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也是无限光明的。从这次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也并不是不会产生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所谓“文艺家”的。为了培养出工人阶级的广大的文艺队伍,我们要从过去的工作中吸收经验,规定出办法,来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文艺队伍成为工人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队伍。这需要文艺界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努力!

  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根据目前的统计,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约有3(XX)余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对于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 义。《指示》批评了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 分子的斗争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 指出,党内右派分子有着“共产党员”的招牌, 有较多的政治资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骗、蒙蔽和影响群众。同时,他们又和党外的右派分子相呼应,相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因 而对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罗瑞卿谈话。后同吴冷西谈话。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9月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会后,乘专列南下离开北京,下午六时半到达保定。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停靠保定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及保定地委、满城县委的负责人马国瑞、阎达开、张承先、谷云亭、李悦农、王涛【谷云亭,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察委员会书记。李悦农,当时任中共河北保定地委第一书记。王涛,当时任中共河北满城县委书记】谈话。

  9月4日晨,毛泽东乘专列从保定到达邯郸。中午,在停靠邯郸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国瑞、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康修民【康修民,1958年5月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梁双璧、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谈农业生产、地方工业和反右派等情况。座谈中,毛泽东说:大字报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阶级性是看它的内容。“大鸣大放” 是右派创造的,我讲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把科学艺术上的口号变成政治口号,叫做“大鸣大放”,来向共产党争“自由”。现在这一口号被我们抓住了。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开始我脑子里只有点影子,要是不到下边来了解情况,就产生不出来。县、地、省委和中央就是要找这些生动的东西。第一书记要抓一个工厂、一个农业社、一个商店、一个学校。第一书记下去,就可以带起别人来,使大家都下去找知识。全国人民,都要把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结合起来,把爱国、爱社、爱家结合起来。过去的口号提得不全面,今后要把三个“勤俭”、三个 “爱”结合起来。订个计划,搞十五年,就富裕起来了。现在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来。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 了。社队的规模要稳定十年。

  同日晚上,毛泽东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杨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同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通知》规定:在农村中,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已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会要依靠积极分子贯彻群众路线》。

  社论首先指出: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工会积极分子大军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发展,1956年底已有二千二百多万人,而工会积极分子就有三百多万人,几乎每六个职工当中就有一名积极分子。事情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支队伍的庞大,而且还在于这支庞大的队伍每时每刻同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般的联系。

  社论说:现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全国工人群众也正在陆续进入整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工人群众将向各企业的领导者提出批评建议,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同时也将对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展开讨论和辩论,纠正错误的意见,揭露和批判反动的意见,以便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此,摆在全国工会组织面前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这一运动中发挥充分的积极的作用,通过小组会、座谈会、大字报、辩论会等种种形式,帮助工人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帮助工人阶级队伍的整顿,帮助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正确解决。

  社论指出:只有当工会组织充分走了群众路线,它才能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不少工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弱点,需要加以克服的。贯彻群众路线,需要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需要很好地总结和运用积极分子的经验。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在基层各个方面的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经验。这些经验从各方面的积极分子身上体现出来。积极分子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骨干力量。领导者依靠他们把自己同群众结合起来,通过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每当发动一个群众运动的时候,如果没有积极分子的骨干作用,群众的热情将不能持久,群众运动将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每一个领导者都要充分认识到积极分子的重要性。正确使用积极分子,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对于加强基层工作,对于在基层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积极分子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组织起来,才能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广大工会积极分子已经组织在工会之中,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必须加强党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的组织作用。

  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谈话,吴芝圃、潘复生、省委秘书长王庭栋和新乡、许昌、 安阳、洛阳、开封的地委书记耿起昌、赵天锡、陈东升、王慧智、张申参加。下午,继续开会。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郑州到达武昌,立即到长江游泳。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

  社论指出:党的整风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经过几个月以来的发展,目前正在扩大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除了民主党派、国家机关、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陆续展开以外,全国的工商业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也都正在或者将要分期分批地用摆事实和讲道理的方法,就许多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

  社论就全民整风在含义上进行了阐释:这次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原来的个体农民和其他的城乡小生产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这本来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但是,由于都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摆事实和讲道理的大辩论的方法,因而都叫作整风。

  社论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在进行任何工作和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坚定地依靠和相信群众的多数。今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演讲中指示我们:“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里所说的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党与群众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以及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并且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必须在今后坚持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在我们的国家里造成这样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更加巩固,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会较易于克服困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快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社论说:总之,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害怕群众性的大辩论是没有丝毫理由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利益的坚决捍卫者。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我国建立起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目标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同人民群众一起,向国内外的敌人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不惜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既然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在推进这个事业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和矛盾,不依靠群众的集体力量、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来克服,还依靠谁呢?正由于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唯一依靠,我们才能够放手地发扬民主。甚至在手执武器的人民军队中,党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和集中的指导下实行了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因而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因而使军队的士气高涨,战无不胜。在军队里尚且能够采用的方法,为什么在工厂、农村中反而不能采用呢?共产党人连帝国主义反动派都不怕,难道反而怕自己的亲人——老百姓么?

  社论最后强调:通过群众路线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进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通过群众路线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当前的全民整风的内容。这对于中央和省市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逐渐熟悉起来了;对于专区、县、区、乡和厂矿企业的许多干部,还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为了熟悉,就需要大谈特谈。要在正确地解决了一批这样的问题以后,就认真地总结经验,广泛地传播教训。这样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会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而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9月6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张平化、张体学、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王良、梅白【王延春、许道琦、赵辛初,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辛初1958年12月又任湖北省副省长。王良、梅白,当时分别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参加。汇报中讲到,红安、 浠水、麻城、黄陂、孝感等县,今年全县粮食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以上,其中孝感可达到一千斤。毛泽东说:凡是条件和这几个县大体相同的地方,都应当做到这样。在汇报到湖北今年合作社增加生产、社员增加收入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目前要求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增加生产、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一般地有困难。再过几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九十五。当汇报到农村丰收后出现严重浪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大搞节约运动,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反对大出丧,反对大吃大喝,反对一办喜事就办几十桌酒。总而言之,要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多积一点钱,存到信用社,存到农业社,存到银行,多买一点公债。这样,家兴起来了,社兴起来了,国也兴起来了。汇报说:湖北打算在今后十年内,开垦六百万亩水田,改四百万亩旱田为水田。毛泽东说:你们这个计划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到了那个时候,湖北省的面貌就要根本改变了。汇报说:到一九六七年,全省粮食亩产可达到八百七十斤,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毛泽东说:这个好啊,中央提出一九六七年搞八百斤,就是有这个意义,逼你们想办法。当大家谈到如何揭发和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言行时,毛泽东再三问:你们是否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让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在现阶段,教育农民最好的先生是富裕中农。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可以作为反面的教材之外,富裕中农的勤俭持家、勤劳生产,都值得合作社社员学习。在这一方面,合作社社员应该以富裕中农为师。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后来在干部会上,把他当雇工、讨米时穿用的破烂东西,同他当干部后穿用的东西,拿到会上展览。他痛哭流涕地说,就是开除我的党籍,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参观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毛泽东说:这个故事好。你们把他的东西都买下来,送到北京展览。南北朝时期的宋,有个皇帝叫刘裕,过去就是讨过饭的。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把过去讨饭的东西留下来教育子孙。毛泽东问: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答:叫刘介梅【刘介梅,当时任湖北省黄冈县马曹庙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1957年12月6日起,在北京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在全国产生 很大影响】。毛泽东说:他也姓刘。

  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毛泽东视察裕华纱厂,看了厂内的大字报。随即登船,下水在长江中游泳。上岸后,参观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

  9月7日下午一时,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王任重、梅白、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襄阳地委第一书记赵修、荆州地委书记孟筱澎、孝感地委第一书记王家吉参加。在听说黄冈地区农村工作的各级负责干部几乎都有试验田,把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合作社经营管理三者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别的地方也可以这祥办。要争取三年到五年大部分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要提倡节约,省吃俭用。这个要从三个方面说通,一是为国才能保家,一是合作社要有个底子不能搞光了,一是社员分到手的东西要注意节俭。毛泽东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方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人心不服,如何巩固呢?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比较严重,这是军阀带兵的方法。过去军阀说,不打不骂不枪毙逃兵,军队就带不走。我们不打不骂也不枪毙逃兵,军队带走了,巩固了。有些人只知用武办法去带兵,不知用文办法去带兵,文办法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要学会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你打我通,你说我服,要互相打通,互相说服。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 最后,毛泽东问:大家对新修改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有什么意见,目前农民有些什么要求?答:农民要求农药、化肥、水车、抽水机、脱粒机、缝纫机。又问:要不要拖拉机,要不要运输工具?答:要。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有些要靠你们自己搞。湖北有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不搞化学肥料还行?你们需要发展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等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建立和巩固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合作社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有农业机械化的希望了。

  同日下午五时,毛泽东乘专机从武汉到达长沙。在湘江游泳近一小时。

  9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蓉园召开座谈会。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李瑞山【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12月又任湖南省副 省长。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长沙市委书记曹痴参加。会后,去湘江游泳。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蓉园会见唐生智【唐生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同日,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有: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我们夺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更加细致,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反右派斗争中,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是右派来衡量;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蓉园继续召开座谈会。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昌。晚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方志纯,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副省长】、白栋材,抚州地委书记王敬民、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南昌市委书记郭光洲座谈。

  9月10日中午,座谈会继续进行,参加座谈的人增加上饶地委书记黄永辉、九江地委书记吴平、南昌地委书记张国震。座谈后,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南昌到达杭州,住刘庄。随即去钱塘江游泳。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八)上午十时许,他从杭州驱车来到浙江海宁县盐官镇,观看了著名的钱江大潮,赋诗《七绝·观潮》一首,抒发观潮的感慨: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下午二时,离开盐官镇。在返回的路上,畅游了钱塘江。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

  社论指出:根据许多地方的材料看来,党内的右派分子,多数是在全国解放前后入党的,但也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实际上却干着危害党和人民的罪恶勾当,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配合起来,从各方面向党进行猖狂的进攻。应该看到,把这样一批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揭露出来,这对于我们的党来说,不但不是什么坏事,而且是一件大好事,是反右派斗争的一项很大的成绩,这对巩固和纯洁我们的党有重大的意义。

  社论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我们党的目标是要在我国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参加我们党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定地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都必须效忠于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在党的领导之下,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应当肯定,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绝大多数老党员,都是符合于这个标准的,都愿意作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已经为历次革命斗争,也为这次反右派斗争所证实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党不是与世隔绝的,即使我们怎样严格地挑选党员,也会有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混进党内,也会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因为经受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蜕化变质。这就决定了,在历次的革命斗争中,都会有一批党员,因为个人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背叛党。这样的人,不但已经失掉了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而且已经同党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决不应当有任何的姑息和宽容,必须同他们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党的纯洁,才能增强党的战斗力,使党无愧于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领导者。

  社论特别强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的人中间,有许多都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们是抱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加入我们党的。有人是想从党内来破坏我们,也确实作过不少坏事,只是由于他们的活动比较隐蔽,没有及时地被揭发出来。有人把我们党当作追逐个人名誉地位的工具,当个人的欲望一再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就由不满党而发展到仇恨党,最后更走上了反对党的道路。很明显,这些人虽然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和我们走着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些人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因而大大减少了我们的隐患,这难道还不是很大的好事吗?

  社论最后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极为严肃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内和党外的反右派斗争中都取得胜利,才能更加巩固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不论对党内或党外的右派分子,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这是党和人民要求于每个共产党员的,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

  同日,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关于水利建设等问题的报告,并传达毛泽东的建议精神。陈云说:毛主席希望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一下,今年冬天、秋季搞一个大的水利运动,像一九五五年那样的运动。主要靠群众来搞小型的。搞这样一个大的运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每个省都确定任务?这个运动不是公家出多少钱,而是依靠群众,大家来搞,搞小型的。

  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项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党、政部门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应该尽可能缩小打击面,集中打击反攻倒算分子。能不戴地、富帽子的就尽可能不戴,尽可能不进行大会斗争。对情节严重的分子,彻底批判后不登报,对国外也不发消息。对一般有错误言论的,主要是教育说服。特别是不应在大辩论中,去追查归侨、侨眷的侨汇来源及国外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国各地企业的领导,应该接受若干城市企业创造的经验,用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是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提意见,诚恳倾听群众批评,边整边改。二是围绕一些重要的问题,组织群众讨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缺点,办好企业,促进生产和建设。《指示》要求,在整风期间,一切企业都应该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同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修改的内容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见毛泽东修改件)。【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展开。中央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社论说:本报在今年7月1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曾经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为什么说他们是反动派呢?

  社论说:什么是反动?反动和革命是矛盾斗争的两种倾向,反动就是逆革命之潮流而动。历史是向前运动的。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决地打破旧制度,创建和发展新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新制度产生以前顽固地维护旧制度,在新制度产生以后破坏新制度,企图恢复旧制度,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所以,划分革命和反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标准。在封建主义没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反对封建主义而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曾经是进步的阶级。在资本主义腐朽和社会主义兴起的时期,维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成了反动的阶级。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需要摆脱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制度,这是客观历史的要求。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领导全国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因此它是最革命的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顽固地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竭力阻挡历史前进,因此是最反动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或者同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它的革命性的一面;它害怕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农大众,没有彻底反对革命敌人的勇气,这是它的妥协性的一面。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划分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呢?现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反对资本主义道路,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推向前进,就是革命;坚持资本主义道路,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是把社会拉向后退,就是反动。在今天,工人、贫苦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派的主力;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

  社论进一步分析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一个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接受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坚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人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不可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在他们和广大人民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中国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且已经庄严地记载在我们的宪法之中。谁要是反对这个立场,谁就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谁就是甘愿做一个抵抗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这难道不是清楚而又清楚吗?

  社论针对右派言论进行了有力地驳斥:

  (一)、“反共不等于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不等于反人民。你们为什么要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在一起呢?”有的右派分子这样说。

  社会主义并不是任何阶级任何党派都可以服用的什么药丸。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联合广大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结果。它要消灭资产阶级,改造小生产者,并且杜绝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正因为这样,全世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也只能由共产党领导,而全世界一切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也都反对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反共必然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必先反共。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二)、“我的动机是爱国的。”有的右派分子又这样说。

  爱国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今天,爱国就是爱我们的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的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是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分不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就是违背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就将使中国重新陷于被奴役的地位。难道这还是“爱国”吗?

  (三)、“他们不过是对党的某些政策和国家的某些制度提出一些批评罢了,也许批评得过火一些,但是给戴上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未免有些冤屈。”这又是一种看法,右派分子也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辩解。

  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共产党需要而且欢迎群众对它提出批评,帮助它改进工作。凡是善意的批评,即使言词有些过火,或者批评错了,都是用得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条原则的。但是右派分子是根本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根本背叛人民的事业,那么,即使他们的某些话在形式上也好像很堂皇,很客气,也不应该为了摆出“雅量”而认敌为友。右派分子中有各色各样的人。有的是赤膊上阵硬打硬冲的,这种人的面目容易认清;有的是富于政治经验的老奸巨滑,暗中活动而不露声色,甚至还能装出一副老实可怜相的,这种人就比较能迷惑人。一般地说,右派分子都知道,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危险的,是于自己不利的,所以他们的办法是从具体问题着手来展开进攻。这就是说,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原则上”拥护,实质上反对,表面上赞成,暗地里捣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内容的。如果说,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工作就是“党天下”,那就是不要党的组织领导;党不应该拿出成品来,要成立“政治设计院”,那就是不要党的政治领导;不要进行思想改造,认为马克思主义讲多了就是教条主义,那就是不要党的思想领导;要党退出这里,退出那里,说党不能领导这个,不能领导那个,那就是要党放弃对各个部门的领导权;叫嚷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其他等等都搞糟了,那就是党根本不应该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试问,把这一切具体内容都否定之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除了一个空名以外还剩下什么呢!所有这些都不是枝节问题,而是带根本原则性的问题,是考验一个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的问题,是考验一个人对于人民事业是拥护还是背叛的问题。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是有区别的,是看得出来的。人们应该学会区别尖锐的但是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那怕是隐晦的批评,才不致上当。

  (四)、还有人认为,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美蒋并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似乎不好说他们是反动派。其实,反动并不一定要同美蒋有组织上的联系,不同美蒋联系,仍然可以一样搞反动活动。破坏农业合作社、向农民倒算甚至组织暴乱的地主,难道因为同美蒋没有直接联系,就不是反动派了吗?当然,这些人里也还会有同美蒋有组织联系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那样就不止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了。

  (五)、或许有人问:既然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一般地不这么称呼,并且一般地不办罪?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巩固程度足够允许这样做,而且这也给右派分子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坚持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为了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同时也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一部分右派分子认识到没有别的出路,因而不能不向人民认罪投降,改过自新。

  同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所作的修改是:“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少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见毛泽东修改件)。【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同日,毛泽东阅九月十四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这篇摘要摘自《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发表的《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批示林克:“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大华饭店召集中共上海市委和江苏、安徽、浙江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开会,研究农业生产和反右派问题,柯庆施、马天水、刘顺元、曾希圣、江华、林乎加出席。十六日下午,会议在刘庄继续进行。

  9月16日,毛泽东复信陈云【陈云,陈昌的儿子。当时任湖南省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八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 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指陈昌的妻子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

  同日晚七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谈话。毛泽东对赵超构说:你的检查,我看很够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总怕运用这个武器,一旦用上了,就会感到有滋味的。我常看《新民报》。前一个时期在北京时,曾对你们放了一把火。你们回来检查工作,改正错误,这很好。现在看来,你们报上的东西,不是政治少,而是太多了。《新民报》在国内是一张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报纸,应该继续维持自己的特点。毛泽东对舒新城说:《辞海》要重加增订【新版《辞海》的编辑工作启动后,1965 年出版《辞海》(未定稿),重新修订后于1979 年正式出版】,要你挂帅搞起来。要人要钱,找柯庆施商量。没有人,可以把能做这个工作的右派分子集中起来。谈话后,共进晚餐。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许建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参加。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上午,毛泽东前往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柯庆施、马天水、许建国陪同。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面已经介绍,这是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一篇社论。

  社论首先指出: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右派。

  社论特别指出: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是加以肉体上的消灭。反对右派分子的方法,仍然是群众性辩论,仍然是摆事实,说道理,把右派分子驳倒。我们国家的情况不需要对右派采取极端的政策。我们要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我们也要使一切愿意真诚悔改的右派分子得到改造的机会,尤其是要使广大群众在反右斗争中得到教育。

  社论说:知识分子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好比毛同皮一般的关系。现在,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开始新生活,就是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则,知识分子就会成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目前的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向左转,不向劳动人民靠拢,就多少类似这种“梁上君子”。这是过渡时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他们虽然并不坚决拥护资本主义,但是毕竟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他们对旧世界还有留恋,对新社会还有些生疏,常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感。当然,这种现象是不会持久的。他们或者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终将站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来。同样,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多数在目前也在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无产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团结一切还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帮助他们尽量缩短动摇的时间。为了团结中间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评中间派的动摇性。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农民。

  社论最后指出: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加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的建立。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巩固。争取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我国人民在整个过渡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它将还需要经过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全国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全体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民应当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改进工作,为尽快地和尽可能完满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建成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黄炎培等在座。毛泽东说:在机械化这一点上,我们两国也有相同之处,太多机械化就会造成失业,不机械化却又不行,这里有些矛盾。原来有人担心我们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会过剩,但是事实证明劳动力不够。农村中有些劳动是可以机械化的,例如搬运、抽水,甚至收割、插秧。我们也想要机械化,机械化要逐步来搞,十年二十年逐步机械化。我知道罗素,听过他的讲学。罗素曾经到过我的家乡长沙。他很喜欢中国的手工业。但是他怕中国的手工业像英国的一样,维持不久。其实,手工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生产方式,迟早是要让位给机械化工业的。手工业还会维持很久,但是最后恐怕也只是保留一些工艺品制造,像象牙雕刻这样的美术品要用手工。我们手工业工人现在有六百万,如果包括家属在内约有二千万左右。这就说明我们的国家还靠手工业,说明我们的国家很落后。

相关文章
博聚网